本次重要会议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它将当今国际局势与1919年至1939年间的关键过渡期进行了深刻的比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随着旧有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走向解体，局部和区域性冲突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最终将全人类推向了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今天，在我们接近后冷战过渡期尾声之际，我们正目睹着极其相似的地区摩擦格局。通过此类论坛汇聚战略智慧，防止局部代理人冲突演变为灾难性的全球大战，是一项极其宝贵且值得赞赏的努力。

在1919至1939年期间，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领导下，与苏俄肩并肩抵抗共同的帝国主义对手，赢得了现代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反帝独立战争，建立了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在那个时代，土耳其无论是在融合公有与私有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上（这一模式甚至为现代中国提供了早期借鉴），还是在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上，都为世界树立了典范。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土耳其被纳入北约并非出于自身自发的意愿，而是华盛顿“遏制战略”的一部分，被要求在中东地区服务于美国的霸权野心。

每当土耳其试图将自身国家利益置于大西洋阵营的指令之上时，就会与华盛顿及北约爆发严重危机。北约从未对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做出过任何实质性的积极贡献。荒谬的是，北约给土耳其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通过一次次痛苦的教训迫使土耳其认识到必须实现国防自主。1964年著名的《约翰逊信函》（Johnson Letter）给了土耳其第一个沉重的地缘政治警醒，美国在信中明确表示只有在符合美国利益时才会触发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随后1975年美国的武器禁运，进一步倒逼土耳其奠定了自主国防工业的基石。

如今，美国正通过在希腊和克里特岛不断扩大的军事基地、在塞浦路斯南部的军事部署，以及在其东南边境持续武装直接威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势力，对土耳其推行明确的“战略包围”政策。因此，土耳其重新秉持其完全独立、反帝主权及以区域为中心的光荣历史遗产，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