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主席、各位与会嘉宾：在有限的时间内，我将重点阐述三个主要问题：北约的结构及土耳其作为成员国所面临的挑战、战争发生的条件与参数，以及我们应当采取的对策。

回顾历史，北约的所有防御战略本质上都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延伸。二战后基于核优势的“全面报复”战略，在苏联掌握核力量后转变为“灵活反应”战略。在这一转变中，土耳其等翼侧国家失去了在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美国绝对安全担保的地位。苏联解体后，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被美国改造为干预危机地区、应对所谓“恐怖主义”和“大规模移民”等新威胁的工具，以维持其全球霸权。土耳其加入北约，实质上使其扮演了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角色，并在美国划定的框架内定义自身的国家安全。然而，美国从未将土耳其及其他盟国视为平等的伙伴。

土耳其政府目前宣称执行的“平衡外交”与北约成员国身份存在根本矛盾。阿塔图尔克的外交政策并非消极的平衡术，而是建立在以区域为中心、坚持完全独立原则基础上的平衡政策。完全独立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全面依托本国力量。如今，脱离实体生产、依赖无锚美元和金融食利阶级的西方体系正陷入结构性危机。随着经济霸权的衰落，美国试图通过使全球政局恐怖化和制造地区冲突来维持其控制力。除了输出金融风险，西方还在向全球输出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的解体以及新法西斯主义等社会文化腐朽因素。

融入正在崛起的亚洲文明，是土耳其民族历史进程的客观必然。历史经验表明，当北约成员国试图采取独立自主政策时，所谓的“北约法则”（内部破坏机制）就会启动，导致该国陷入内部动荡。土耳其经历的军事政变、政治暗杀、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以及2016年“7·15”未遂政变，均为北约“格拉迪奥”（Gladio）网络实施破坏活动的铁证。

防止爆发大规模战争完全是可能的。亚洲新兴力量的分散是刺激美国采取冒险政策的主要因素。面对这一局势，建立土耳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TRÇİ）战略同盟构成了客观的地缘政治必然。国际社会必须构建新的全球金融体系、新的储备货币以及全新的安全架构。必须在土耳其国内形成民主舆论压力，推动政府摆脱大西洋体系束缚，深化与亚洲的融合。最后，我谨以伟大的阿塔图尔克的名言结束发言：“祖国和平，世界和平。”